2021年10月25日上午，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杨维中教授受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之邀，于清华大学人文楼B102室为清华师生们带来了“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的第24讲——《琐谈佛教哲学体系》。讲座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圣凯教授主持，相关专业学生参与讲座。

杨教授以琐谈的方式，从三个方面为我们阐发了他在现代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建构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即坚持中国佛教研究的学统、走出疑古思潮、重建中国佛教哲学的话语体系。

1、坚持中国佛教研究的学统

杨教授首先指出，对当今的学者而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进行佛教研究的学统仍然是需要继承的。例如面对汤用彤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我们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发扬，而不是一味地解构其观点，造成中国佛教研究的学统出现断裂、研究范式出现长时间的空白等后果。因此，当今的佛教研究需要捍卫汤用彤以来的学术传统，并在延续传统学者的研究观点、范式和寻求现代的理论变革之间逐渐摸索出一条中庸之道，从而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一种既绵延又有所更新的格局。  

这一点也与佛教自身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学派、隋唐时期出现宗派一样，今天我们所做的中国佛教研究也应该形成学统。所谓“学派”“宗派”，实际上就是中国逐渐扩大的僧人群体在做出了“专业”选择后所形成的一些僧团组织。不同学派、宗派的僧人学习不同的教义教理和实践方法，各有所长，互相辩驳，一同造就了隋唐时期蓬勃兴盛的中国佛学；在杨教授看来，这种坚持学统的佛教发展方式对今天的佛教研究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2、走出疑古的思潮

其次，杨教授认为当今佛教学术界流行的一股解构主义、怀疑佛教经典的风气是不可取的。由于史料流传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历史资料的断裂并不能说明这之后的材料就毫无根据了。因此，汤用彤先生在判定疑伪经的问题上处理得相当谨慎。这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现在的很多学者认为《大乘起信论》是一部伪经，是中国人自己写作的经典，但杨教授仍“保守”地断言它是由翻译或编译而来的，并非中国人自己写成的伪经。这是因为唐代的僧人们在写作能力上很难达到《大乘起信论》的水平，该论在结构、论述、方法等方面都远超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佛教僧人的论文写作能力。  

3、重建中国佛教哲学的话语体系

 最后，杨教授提出，当今的佛教研究学者需要重视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并摆脱以往使用西方古典哲学的框架来建构中国佛学的方法。佛教领域的学者要尝试在佛教传统的公共话语体系或公共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建构出一套属于佛教自身的现代哲学体系。这一佛教哲学体系的框架可分为三个大的模块：佛教自身学修体系所蕴含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在佛教哲学体系中的投射所彰显出的范畴以及当代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与佛教哲学体系融汇所形成的范畴。  

 杨教授之所以极为强调进行佛教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相信，佛教的哲学形态即是社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了解佛教的必由之路。所以，当代的佛教研究亟需重建中国佛教哲学的话语体系，写成多部乃至多种形态的能够帮助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理解佛教的著作，并以此为窗口，将中国的佛教哲学理论推向社会各界。

 讲座以后，圣凯教授以及参与讲座的学生们还就讲座中的一些问题与杨维中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