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文明的内核与骨架。道德重视人文的力量，往往从人的理性、情感处立意，给人以规范与秩序；宗教崇尚信仰的力量，往往从人的心灵、性灵处发念，给人以安慰与激励。征诸世界各大文明，道德往往寓于宗教之中，而良风美俗有赖焉。这种道德为里、宗教为表的生活架构在近代以来技术理性持续不断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并未被彻底颠覆。一方面，道德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对宗教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思想深邃的哲人们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宗教对于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团体的公共生活——的重要价值。如果说康德的“理性宗教”概念难免于浪漫主义思潮的有力抨击还不能代表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宗教演变的整个主流趋势的话，那么，更为宽泛的“人文宗教”概念则庶几可以概括启蒙主义的主流宗教观念。至于后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与宗教不得不又一次回返其源头——雅典与耶路撒冷——寻求力量，从而表现出与现代彻底决裂的姿态，则犹当值得我们深思。

回到中国的历史脉络里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在孔子那里确定的，之后，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是佛教的传入。正如“是雅典还是耶路撒冷”的问题是理解西方文化演变的一个基本线索，理解中国文化的演变则需要不断地面对“是曲阜还是菩提伽耶”的问题。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意味着两希之争在西方结出了灿烂的果实——虽然其间异常激烈的斗争过程会让我们生出太多的感慨与惊惧，那么，儒佛之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文化发展的光辉典范也绝不逊色。以此视野来规划、刻画中国文明的现代更新方案大概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此处核心的问题是雅典—耶路撒冷与中国的问题，而这个中国，又是作为曲阜—菩提伽耶的中国，是被曲阜与菩提伽耶共同规定了的中国。因此，这个核心问题的更为具体的表述就是：作为曲阜与菩提伽耶之和解的中国，与作为雅典与耶路撒冷之和解的西方，如何在全方位的本真相遇中成就自身，也成就对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提出的中西问题，其真正含义正在于此。提出轴心文明说的雅斯贝斯特别推崇苏格拉底、耶稣、孔子与释迦牟尼，其确解也当在于此。无疑，这是中国历史的崭新时刻，也是世界历史的崭新时刻。

以此刻画中西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已有的形态是无需反思的。相反，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时刻，既有必要重提“是雅典还是耶路撒冷”的问题，也有必要重提“是曲阜还是菩提伽耶”的问题。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在西方思想界，还是在中国思想界，上述问题都已经被提出来了。只有将这些在中西不同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文化组合重新拆解，一方面立足经典，重新理解经典及其历史，另一方面着眼时代，积极响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方能期待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

1931年5月，陈寅恪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文中对中国学术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学术的方向有明确的提示，针对当时清华所存在的问题，忧心于国史之正统，汲汲于中国文化之通解，而盛谈清华之责任。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成立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重提文明更新之大问题与世界历史之大因缘，重思清华学统之所由来，懔然有任重道远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