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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十三讲于2020年10月16日15:30在线上举行。这是系列讲座的2020年第一次讲座，特别邀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王启元副研究员作为主讲人。王启元以“晚明佛教与政治文化关系中的慈圣皇太后”为题，从政教之间、僧俗互动和多元宗教三个角度，探讨慈圣皇太后对于晚明佛教与政治的作用和意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圣凯教授担任讲座的主持人与评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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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 教 之 间
如何看待慈圣皇太后之于明清佛教史？
明嘉靖朝过后，佛教迎来繁荣时期，寺院新修，地方年轻僧人被选拔进入名刹、游走京师甚至进入内廷。慈圣皇太后，俗姓李，万历皇帝生母。万历元年（1573），慈圣皇太后被两宫并封，其权力最初并未在政治舞台上展现，而是延伸至佛教界，北京、五台山甚至华北地区遂而兴起诸多寺院，因此慈圣皇太后可视为晚明佛教最重要的护法。但是，在经历了党争与万历皇帝的母子矛盾之后，慈圣皇太后逐渐与宗教信仰绑定起来。慈圣皇太后最初的神圣化过程，首先是与观音信仰的结合，而后才与黄天道九莲菩萨结合而形成九莲观音信仰。慈圣皇太后狂热地信仰佛教的举动，并不必然导致晚明佛教复兴，其重要原因还有政治与人事因素。佛教信仰正是通过慈圣皇太后这一偶然机缘，从上层渗透到精英士大夫阶层。
明朝开国即定下严格的佛教管理制度，洪武、永乐两朝亦区分汉藏佛教，但佛教制度在汉传与藏传佛教中有何不同，目前学界仍未有充分研究。另外，明清佛教文献中包含的丰富信息，需要细读文本，才有重新诠释僧人形象的可能。例如，传世文献中被遗忘的密藏道开，在觉浪道盛所作《密藏开禅师遗编序》中的形象与在传世文献中的形象不尽相同。所以，王启元强调，在处理明清佛教文献时，或许应有“合理之想象”“了解之同情”来还原这些文献所载的历史。
明清佛教存世文献的部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三类：僧人、居士著述文献；方志、山志、寺志类地方文献；官修正史、实录，以及档案类文献。同时，明清佛教又面临中古佛教的相似境况而呈现出不同特征。
第一，出家众人数众多而度牒极少，更缺乏精英僧人；仅就出家众人数而言，明武宗朝的僧人远多于晚明时期，但明中期的精英却乏善可陈，尽管有研究未深及之处，但从何种角度来看待晚明佛教复兴，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二，明代制定的佛教制度化条目与实行偏离；既有僧人远超规定人数而无法控制的时期，又有不加控制也无僧人出家的情况。同时，僧人也受佛教戒律、清规和传法谱系的影响，特别是明代禅宗有详细的传法谱系；但有趣的是，晚明佛教复兴中的万历三高僧却是未详法系，其在现实中产生的影响自然与上层政治有关。
第三，从精英著述到小说、戏曲、宝卷等都体现出明清佛教世俗化的倾向，明代佛教僧人改变以往出尘之形象，生动活泼地融入社会生活。
第四，明代佛教僧人在空间上呈现出地域性区别，精英的高僧大德大多分布于京师和江南，即京杭运河两端，亦有少量出现于运河沿岸地区；而在不同区域又呈现出不同面貌，例如随南明政权而兴起的福建地区佛教以及与此相关的渡日僧人，还有不愿仕清转而投入佛门，最后迁往云南鸡足山的僧人群体。
第五，汉藏佛教交融也是明清佛教的重要特征。王启元猜想明代佛教华严学、唯识学的复兴或许与汉藏佛教交融有关；另外，从政教到科仪皆体现出两者交融的痕迹。
明清佛教研究的路径，主要是从精英僧人的思想到其著述，从禅宗与心学之关系到多元宗教的视角，从《大正藏》逐渐扩充到全文献。王启元认为慈圣皇太后是讨论晚明佛教时无法回避的人物。慈圣皇太后所处的时代较为特殊，其经历了“元明佛教”到“明清佛教”的转变，同时明中期以前藏传佛教充斥上层信仰的局面也有所改变。此外，少主临朝又引发了权臣、女主、内官等一系列问题；慈圣皇太后在上层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发挥了她在“政”与“教”方面的能力。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光宗入继纯由李太后使然，而东林党亦是李太后之党。因此，清流党争与佛教之关系，亦系于慈圣皇太后一身。
二、僧 俗 互 动
政治生活是晚明僧俗互动最活跃的场域，除了上层政治与佛教的互动外，士大夫阶层也与佛教僧人往来频繁。梁绍杰在《三则与晚明“国本之争”有关的传闻考辨》中指出，憨山德清自述中反复强调的五台山无遮大会与求储党争的联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次无遮大会出自皇家的旨意，而五台山与武当山所代表的佛道二教都有为皇家求子的举动，且是为王皇后求储。次年春，皇后诞下长女，而同年八月出生的朱常洛，实是始料未及。憨山之所以如此强调法会与求储的关系，无非是要说明自己与东林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僧俗交互的另一则重要例证是紫柏真可组织僧团刻藏。紫柏真可与其徒弟组成的僧团，最初的目的就是翻刻大藏经，而此事业背后，又有士大夫与居士群体的支持。不仅如此，慈圣皇太后也与早期刻经因缘有关。紫柏、道开师徒清楚刻藏资源集中在南方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在北方五台山刻藏，因为五台山是政治上的应许之地——无遮大会求储成功，而皇长子也是东林党支持的对象。刻藏的第三年，道开因朝廷弹压而被逐出京师，五台山刻经僧团也遭到记恨与毁谤。万历二十年前后，密藏道开离开五台刻经场，或许是与其师紫柏真可的政治诉求相背离。此后的几年中，道开、紫柏等都曾短暂来到径山。以冯梦祯为代表的江南居士团体，依照道开之前的安排，将后期刻经事业安顿在径山之上，开创了明清两朝百余年《方册藏》刊刻的历史。密藏道开晚年归于何处，则成为晚明佛教的一段悬案。
万历朝还有两大僧案，一是憨山德钦“乙未之狱”，一是紫柏真可“癸卯僧案”。紫柏真可僧案的祸本，实是紫柏信中言及慈圣太后与憨山德清的往来。由此，紫柏僧案又需追溯至憨山入狱之始末。憨山得罪神宗皇帝，实因慈圣太后拜憨山画像并让神宗作证。憨山赐慈圣太后法名这一举动，暗示憨山意图国师之位，亦造成慈圣太后与神宗皇帝之间的嫌隙。紫柏信中提及此事，正好触动神宗逆鳞。
三、多 元 宗 教
明清时期的多元宗教，或者说儒释道三教合一，李天刚教授认为此现象称为“三教通体”更为合适。三教虽有融汇的倾向，但很难合而为一，却能够同时体现在同一人身上；冯梦祯如此，憨山德清注释三教文献也如此。关于多元宗教，另一个解释是“心同东西”。明清时期，天主教进入中国，新的宗教、知识的传入，对佛教造成冲击的同时，又引起佛教内部的反思。
慈圣皇太后的葬礼完整地保存在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中；相比于《明实录》中的记载，传教士的记录则更为直观。慈圣太后的形象及衍生的法力传至关外，成为清人“万历妈妈”信仰。作为宫廷人物的慈圣太后融合进观音与九莲信仰的过程，其实是现实中的人如何进入信仰的过程。崇祯年间，因为九莲信仰的复苏又与天主教信仰发生纠葛，信仰争端最终以崇祯皇帝信仰佛道教而终结。
晚明佛教的余绪，体现在法嗣与清流的交友，同时在佛教内部也有传承。慈圣太后作为晚明佛教的符号，即身处政教之间、促进僧俗互动、作为多元宗教时代的信仰体现。明代佛教经过此辉煌时期后，再次迎来复兴已是近代佛教时期，晚明佛教由此而成为现代佛教回溯复兴历史的起点。
圣凯教授认为王启元的讲座，从学术史回顾切入晚明佛教研究，又以慈圣太后为符号探讨晚明佛教复兴，即有材料视野，又有方法论视野，还有学术史视野。王启元的学术讲座很生动，富有故事情节，在细节中看到慈圣太后与佛教的关系互动，因此历史变得很真实，历史得以重现的同时，又塑造出历史的真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