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 范文丽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印度哲学、东方哲学

丛  书 |  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丛书

主  编 |  圣凯

出版社 |  宗教文化出版社  

《知识社会史视域下的汉传佛教百科全书传统研究》一书于2020年7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圣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阶段性成果《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丛书》之三。

内  容  简  介

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考察汉传佛教历史上出现的百科全书类作品，会发现，承继着印度佛教编纂大型著作的传统，汉传佛教从成立之初就有这种宏大叙事的习惯，一代又一代佛教徒从佛教不同的侧面进行“大包大揽”式的叙事，映照出佛教知识体系的繁复，也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佛教徒主动建构自身知识体系的努力。

汉传佛教百科全书传统的源头在魏晋南北朝，除了早期的汉译佛典之外，“经抄”“纂集”“类书”“经录”等类型作品的出现，意味着佛教典籍的宏富已经让中国文化圈目不暇接，需要用分类、摘录、编目的方法对之进行整理。而注音释义的“音义”和“义章”类作品，则体现了人们探求佛理的迫切愿望，对于生僻字词也要设法求解的决心。这些都是佛教知识社会兴起的标志:典籍浩瀚，人们需要借助一些教科书或者工具书来对之有概略性或者深入性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佛教知识，主要还是沿袭印度佛教的知识传统，对经论进行翻译、整理与叙述，代表性的作品如《众经要抄》《经律异相》《众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等。然而，在综合印度佛教经论的基础上，中国佛教的自我意识与思想创造力也已经有所呈现，代表性的作品如《弘明集》和《大乘义章》。

本书的第一编“中古知识社会的兴起与繁荣”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是圣凯《净影慧远〈大乘义章〉与北朝佛教义学集成》，其文对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文本《大乘义章》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文本体现了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净影慧远在继承法上等前辈义学僧的义章类撰述基础上，很好地展开‘佛教中国化’工作…无论是法义的分析与纲要的综合，还是某条法义的部分乃至佛教思想的整体；无论是对《毗昙》《成实论》等小乘佛教的批判，还是‘显实宗’等大乘佛教意识的建构，《大乘义章》都呈现出综合性、整体性、完整性的系统意识，对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论与思想进行历史性的总结与概括，塑造了中国佛教的大乘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义学僧的思想创造力。”

隋唐之后，高僧辈出，宗派竞立，中国佛教进入全盛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类撰著之繁荣也映照着中国大乘佛教主体意识确立。隋唐五代这段时间里，在当时的盛世气象之下，大规模编纂了诸多百科全书类作品。《法苑珠林》《大乘法苑义林章》《一切经音义》《大唐众经音义》《释氏六帖》…类书、经录、义章、音义、僧传等更多品类的百科全书类作品层出不穷、百花齐放之外，相关作品的编纂理念和规范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最后一小节讨论了目录、类书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认为类书的分类方式体现了对知识与思想的整合与规范。比如《法苑珠林》中的分类虽然特意把“劫”和“三界”等放在“天”“地”之前，顽强地显示其宗教特性，但是却也在“君臣”“纳谏”等条目中体现了佛教在中国语境中已经有了一个与官方意识形态大致相同的价值系统与分类思路。而吴福秀通过对类书的考察，也发现从《经律异相》到《法苑珠林》之间，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知识体系的转变:由依赖印度文化传统，到吸收中土文化、整合中印知识体系之间的变化。

本书第一编“中古知识社会的兴起与繁荣”收录的另外三篇文章则对唐代知识社会的繁盛有所展现。其中何蓉的《佛教徒主体视角下再思〈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日本佛教天台宗高僧圆仁用汉文写就四卷《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为考察对象，借助于外籍和尚圆仁的文化他者视角，试图重构他所遇到的唐人世界，一方面展示他作为一个求法者个体所面对的信仰和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他所在的那一时空中佛教的信仰、社会、政治生态。杨剑霄《宗门内外的知识界限再论唐代法相唯识宗的创立过程》对玄奘作为公众人物的求法僧形象和作为宗派导师的译经僧形象进行分析，认为窥基通过建立《成唯识论》的传法谱系，制造了玄奘与《成唯识论》的特殊关联，而这种制造的背后，是窥基系创立法相唯识宗的历程。能仁《天台佛学对末法思想的克服》以智者大师思想为例，讨论天台佛学在继承“末法”观念的同时，如何克服佛教终末论的时间性焦虑。东亚佛教对“末法时代”有两种因应之道:一种不以末法时间观作为立教依据的教学体系，表现出重“法”的倾向，其教学特色为以“法”摄“行”；第二种以“末法”时间性焦虑为立教依据的教学体系，表现出重“行”的倾向，其教学特色以实践为中心，以“行”入“法”。

唐末五代开始，在禅宗兴起、战乱、法难等因素影响下，中国义理佛教走向衰落，禅门呈现出反知识之风，传统的知识型佛教百科全书在这一时期偃旗息鼓，而以禅宗机锋对答为主要内容的“灯录”则成为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承载者，以五代《祖堂集》，宋《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续传灯录》以及辑录上述灯录而成的《五灯会元》等为代表的禅门传法百科全书体现了传统佛教知识社会衰落的大背景下，禅宗对语言和佛法的创造式理解与表达，这可以看做是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传统的某种延续。

本书第二编“佛教知识社会的‘异化’与禅宗勃兴”考察了义理佛教衰微的征兆、禅宗兴起之后造成的知识社会之转变，也展现了佛教在传统教义、理论之外的知识表达方式。其中王帅《华严学系圆融思想的实现路径及其“反知识”倾向》考察了华严系圆融思想的兴起，认为这一思想发展的繁荣隐含着知识衰退的危机:当圆融思想成为华严学的基本组织框架，传统的概念分析不再受到重视，一个概念在圆融思想架构之中的位置成为关键问题；与此同时，因为概念之间的相互融通关系，那些因为思想风气转变而落伍的概念也就更加易于淡出佛教义学的视野张琴《唐末五代时期禅宗对佛教知识社会的影响以景德传灯录为文本的考察》立足《景德传灯录》，对唐末五代时期七家大的禅系进行梳理，认为以禅宗为代表的佛门内部知识传播的特点，表现为禅师注重观机逗教，而师徒相传、机锋对答是唐末五代佛教知识建构、获取与传播的重要方法与途径。这说明了佛教知识传播的情境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契理与契机则始终是佛教本土化的基本原则。韩传强《论禅的反知与存智》通过对禅的释义、禅的形态以及禅的进路等多维的考察，试图论证中土之禅的传统是反知而存智的，禅的反知与存智是一种并进的过程、一体之两面:反知，是就禅的进路而言；存智，则是就禅的旨归而论。邓启耀《非文字传承的觉知与识见—佛教知识体系建构及传承的另一脉》以常见佛教经典和佛教艺术为例，通过佛教经典的研读及对寺院修行中非文字知识传承方式的观察，对涉及空间认知、仪式行为、雕刻绘画、音乐舞蹈以及通过某些意象性修行行为传达和领悟禅理的认知活动进行探讨。认为在佛教的知识体系中，与数以千万字计的文字典籍形成“互文”关系的，是种类繁多的非文字表达形式。而各种非文字弘法的尝试，使佛教的知识社会史，具有了更丰富的层次和更多样的“言说”与传播空间。

明中后期，禅宗流弊突显，义理衰微的同时，戒律松弛，丛林混乱，佛教一片颓势。由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禅宗的流弊，莲池、憨山等高僧在批判禅宗末流之余，力挽狂澜，重振佛纲，造就了晚明佛教中兴。在重建佛寺、恢复律法外，紫柏、德清等还致力于佛典的整理刊行。然而，整体来看，在中国百科全书类作品大繁荣的明清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百科全书类撰著却不见踪迹，呈现出某种“缺席”的状态。即使出现了蕅益智旭《阅藏知津》这种目录学著作、屠隆《佛法金汤》这种居士灯录，但不过萤火微光，照见的是佛教知识社会长久衰败、百废难兴的艰辛局面。

本书第三编“中国佛教知识社会的衰落与中兴”收录了两篇探讨晚明佛教中兴的论文。其中喻春勇《晚明佛教中的“三教合流”思想及其批判———以晚明四大高僧为例》从云栖祩宏的“合而不合”、紫柏真可的“三教一道”、憨山德清的“三教趋净”以及益智旭的“心通三教”的三教观来阐述佛教对三教合流的回应，认为佛教在三教合流思潮下呈现出佛教本位主义的立场。王启元《晚明唯识学复兴的历史与价值》以《近世东亚〈观所缘缘论〉珍稀注释选辑》一书之出版为契机，从《观所缘缘论》及其相关注疏在近世东亚知识论传统中的流传和研究情况为线索，探讨晚明唯识学复兴与近代佛教复兴之历史进程之间的勾连。近代佛教复兴、尤其佛教学术的振新，其最重要的线索是晚明佛教的唯识学复兴。通过梳理其脉络，可以呈现近世佛教复兴的内核与之后的流变及其与近代佛教传承的关系。

近代中国佛教在晚清民国之际迎来一次复兴，中国佛教作为一种传统资源被重新发现，佛教知识社会在一种新的文化心态中重新生长。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种种社会思潮影响下，佛教书写方式经历了由经到史的转变，佛教知识的建构中呈现出史学的倾向。“传统佛教中被作为附属性质的知识也逐渐独立出来，成为新的佛学思潮中最有力量的部分。这一时期的佛教书写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佛教知识的生产者不再是僧人为主，而是居士群体或者世俗的知识共同体。其次，在中国知识界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势下，中国佛教撰述也受到新的知识形态和书写方式影响，出现了佛教通史、佛教概论这种以近代知识方式去组织与抉发传统佛法精义的著作。第三，佛教史、佛教工具书的编写往往受到国际学界，尤其是日本学界同类作品的影响。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有《丁福保之佛学大辞典》《实用佛学辞典》《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法相辞典》等。新中国初期，在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项目的带动下，中国佛教界还编写了一部英文版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其中文版于80年代初出版为四卷本的《中国佛教》。近三十年米，更有诸多大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类作品问世，如赖永海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

本书第四编“近现代中国佛教书写方式之考察”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现了《从清末民初僧教育模式的转变看近代佛教知识社会的兴起》以谛闲法师注重专弘天台一家的“宗学”教育和太虚大师主张兼顾世学、适应时代的“新式”教育为考察对象，探讨古代以丛林教育模式为主的僧教育模式向学院教育模式的转型过程，认为僧教育模式的转型，培养了大量的僧才，推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使得佛教义学得以广泛传播扭转了明清以来佛教义学衰颓的局面，促进了近代佛教知识社会的兴起范文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斯佛教百科全书撰述及其社会史意义》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斯里兰卡的佛教百科全书项目的编译、出版活动为轴心，以斯里兰卡版百科全书，相关历史著作、人物传记、学术刊物以及当时中方编译团队留下来的工作文稿等材料为考察对象，寻找此项目推进的相关线索，考察中斯双方编写此书的时代环境，分析其缘起、影响因素、编纂思路等，分析其知识社会史意义，展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佛教乃至亚洲佛教的生态与面貌。肖永明《善知识之善——〈藏要〉编撰与现代中国佛教知识典范》考察《藏要》的编撰过程，认为其通过对佛教经典进行系统的校定文字、整理言教、建立意趣，达成佛教信仰作为知识表达的确定性厘定、结构性梳理和实践性建基，使佛教信仰成为可以善巧表达佛教智慧的一种善知识。孙国柱《公共化、人文化、知识化:当代人间佛教发展路向刍议》在过去理解人间佛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公共化、人文化、知识化。这其中，公共化是佛教立世的关键；人文化是佛教出世的关键，知识化是佛教化世的关键。公共化、人文化、知识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人间佛教未来发展的三大要点，为佛教处理宗教与文明、知识与伦理、事实与价值、私域与公共诸种关系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借鉴。